六一恰遇端午,去哪儿遛娃好?“游玩地图”上新
六一恰遇端午,去哪儿遛娃好?“游玩地图”上新
六一恰遇端午,去哪儿遛娃好?“游玩地图”上新在(zài)《作为方法的空间:嘉庚故里模式语言》一书中(yīshūzhōng),学者刘昭吟与建筑师张云斌从厦门集美嘉庚故里的历史与现实(xiànshí)中,总结出了(le)30条模式词条,包纳了风土人情、人文历史,也提炼了陈嘉庚百年前一手创建新型社区时,所期待建设的公共(gōnggòng)生活图景。他们提出了一些美化空间、让生活方式变得更自然(zìrán)的建议,也分享了自己在集美大社生活的第一手见闻。
第一(dìyī)财经:住在集美大社的生活状态怎么样?会不会担忧那里网红化(wǎnghónghuà)?
刘昭吟:陈嘉庚在上世纪50年代就想象集美(jíměi)的(de)(de)产业是教育和旅游,所以他修建龙舟池、游泳池、植物园(zhíwùyuán)、集美公园、鳌园、校园花园等公共设施,供居民(jūmín)使用,也是希望集美成为好的文化风景区。改革开放以后,别的地方在把农地转成工业用地(gōngyèyòngdì)发展工业,集美的地早都拿来支持陈嘉庚建校了,没有地发展工业了,自然而然(zìránérrán)地往旅游发展。大社卖沙茶面的河北人告诉我,上世纪90年代他们在龙舟池摆摊卖旅游小商品,游客出门(chūmén)一定会消费,分分钟成“万元户”。所以大社发展旅游并不是最近的事,它发生得很早,随着时代改变业态。
人们(rénmen)来到集美,能看到多种多样的小店(diàn)面,而且很多店面还很有(yǒu)趣。这些年部分原因是沙坡尾(wěi)一直在涨房租,把一些主题商店挤过来(jǐguòlái)了。店面小,就算租金单价高,总价也低。对年轻人(niánqīngrén)来说,创业压力较小。进来大社的年轻人各凭本事开奇奇怪怪的甜品店、饮品店、咖啡店、小酒馆、面包店、旧物店、音像店、书店……有他们自己的设计感。
大社三五步(sānwǔbù)就一家(yījiā)咖啡店(kāfēidiàn),但本地人喝茶不喝咖啡,疫情时没有游客,这么密集的咖啡店卖咖啡给谁呢?开店(kāidiàn)的年轻人告诉我:“我们咖啡店互相(hùxiāng)喝呀!”这是很有趣的社区感,他们(tāmen)都是外来的,去对方的店里坐坐(zuòzuò),换个地儿喝咖啡。他们并非只卖饮品,也搞电影欣赏、摄影展(shèyǐngzhǎn)、读书会、旧物交换等各种各样的社群活动。互相捧场,互相引流,一起挺过了疫情。这说明在这里做小商业成本是扛得过去的。现在,大社火到走不进去,时时都能看到新店开张。当然,涨房租潮也开始了。
不管是(shì)主动的还是被动的,网红化已经是大社的现实,就(jiù)算要担心(dānxīn)也来不及了。时代商业潮流怎样,在大社就会怎样。只要大社保有多样性,我就不太担心网红化。因为一个机构的想象、一次性的投资,再怎么努力也不如多数的个体在不同时间上所(suǒ)创造的多样性。
第一财经:在大社几年下来(xiàlái)会觉得自己跟居民有共情关系吗?多大程度(dàchéngdù)上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当地人?
刘昭吟:集美大社本地人(rén)跟外地人的比例大概是1:1。这种局面(júmiàn)不是现在(zài)才有,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集美学校建成后(hòu)就是这样。20世纪30年代村民和学生差不多都在3000人,学生住在宿舍,少部分教工在大社租房(zūfáng)住。现在,村民和租房住的外来人大概都是5000人。
可以说,从(cóng)有集美学校的第一天,大社(dàshè)人跟外地人的交往就开始密切了。一方面是“校领村(cūn)”的共治格局,学村办事处设在大社,学校精英(jīngyīng)在大社搞识字班、民众教育、戒毒所、公共卫生,建公厕、抓盗贼;另一方面,3000外来人口是不小的市场,从百年前的《集美周刊》可以看到(dào),校园总有小贩(xiǎofàn)兜售茶叶蛋、绿豆汤、包子啥的,大社也有商业发展,业态甚至包括“黄赌毒”。所以,如果(rúguǒ)因为“遗产”这个(zhègè)议题而假设大社是古朴封闭的村落,这是误区。100多年来,大社一直就是人来人往、人聚人散的节点,别忘了20世纪50年代(niándài)到20世纪80年代它还是镇政府所在地。
现在大社(dàshè)的一个空间特征是,很多村民把房子的一层(yīcéng)租给外地人开店铺(diànpù),这些开店的外地人也会在大社内租房居住。他们的店铺,就成为大社的第一道对外媒介,反而比村民靠前。
外地人(wàidìrén)来自五湖四海,大社人自己做生意的店面则会往村社外围去,寻找比较大的店铺,我推测是因为(shìyīnwèi)村社内的房租收入以及亲戚朋友合伙,使他们具有较大规模的房租支付能力和(hé)创业实力。
我认为大社人(rén)和外地人(wàidìrén)已经交织在一起了,但大社人自己还是(háishì)有明确的身份认同(rèntóng),譬如血脉上通过祖厝确认属于哪一房,通过祠堂和正月十五割香确认属于哪一角头,通过集美社公业基金会出示证明的集美学校学区就学权利、中考加30分和福利照顾,以及,他们说着(zhe)同安方言。
可能是商业烟火气浓的缘故,我住在(zài)大社(dàshè),作为外来人并不感到(gǎndào)格格不入。我以研究者身份在大社走来走去问(wèn)来问去,受访者都很友善,我好像没遇到防备状态的,大部分都蛮乐意侃大山。同一件事情各有各的说法,有些存在(cúnzài)明显的吹牛忽悠,可能与大社经常被研究、村民对被研究并不陌生有关。住在大社,我与我的访谈对象(duìxiàng)抬头不见低头见,互相刷脸,即使经过多次交流,彼此很少问到姓名。
大社的(de)受访者中,我特别感谢(tèbiégǎnxiè)陈进步先生,他是“大社的民间历史学者”。他提醒我口述(kǒushù)史的误区:“如果同时期的、共同经历事件的人都死了,就你活着讲古,你的胡说八道、记忆错乱就成了口述史。因此口述一定要经过客观求证,才能成为史。”确实,我在阅读地方文献时也发现,有些(yǒuxiē)说法过于想当然,写下来成为文献,白纸黑字的,后人(hòurén)就以为(yǐwéi)是真实的,其实经不起推敲,不是(búshì)时间对不上,就是空间对不上。
陈先生是那种善于推敲的人,差不多我问他的问题,都是他怀疑过、求证过的,甚至当(dāng)他想到我可能会对什么事(shì)没(méi)想透,会来我家那条巷子喊我,或在路上碰到我时主动说个明白。
当我带着出版的新书去回访村人(rén),答谢他们对我的帮助,他们像哄小孩那样:“这(zhè)是你出的书?哇哦,你好棒!”一些人会说有时间再慢慢拜读,大部分人表示(biǎoshì)会“好好收起来(qǐlái)”,有点啼笑皆非,我倒是希望不要收起来,希望得到(dédào)批评指正。我想,这正反映他们不那么介意被书写,毕竟由于陈嘉庚的重要性,大社人挺习惯被研究的。
传统文化在现代冲击中延续(yánxù)
第一财经(cáijīng):大社人的生活保留了很多传统文化,也融入了现代商业社会的元素(yuánsù),你觉得大社未来会有怎么样的变化?
刘昭吟:大社的传统文化具有共同体再生产的作用,但或多或少受到(shòudào)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,这(zhè)是没办法的事。譬如,正月十五割香这个全社最重要的节庆,比春节更招人气,住在村外的都会回来。割香的前几日,大祖祠广场上(shàng),各角头年轻人(niánqīngrén)要练习旗队、舞龙、阵头、锣鼓,这就是传承。可是,由于少子化,或外迁较(jiào)远,人数不够,势必得欢迎一些(yīxiē)非大社的年轻人来参与。
龙舟赛也是类似情况,过去是各角头各有自己的龙舟队,都(dōu)是渔民,都很会划,体能都很好,互相拼杀。尤其是集(jí)美龙舟女队,超厉害。可是现在谁还从事(cóngshì)体力活(tǐlìhuó)?龙舟赛变成了专门的体育竞技项目,能划(nénghuà)龙舟的大社人数越来越不够,只好放开范围邀请集大体院学生帮忙划。
生活方式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时代趋势,势不可挡;往往,一刀切式政策的强力干预的影响更直接。譬如,大社被纳入禁燃区,整个春节无人(rén)机在头上飞来飞去警告放鞭炮会被罚款(fákuǎn),正月十五割香这么重要的活动(huódòng)不能放炮,实在让人遗憾,总觉得跟神明没有沟通完整。难道(nándào)就没有比较柔软的处理方式吗?
第一(dìyī)财经:你提到陈嘉庚当初想要那种公共性,随着几十年的变迁,他最初设计的学村自治体变成了学校、社区分别由不同的条块主管机构来(lái)管辖。你觉得(juéde)以后在嘉庚故里提倡陈嘉庚精神中的公共性,有什么可行的方式(fāngshì)?
刘昭吟:有一本陈嘉庚传记的书名是(shì)(shì)《第一公民:陈嘉庚传》,陈嘉庚自己在《南侨回忆录》里也写到,作为公民是自己先勇于投入公共事务,害怕失败才是可耻,大家受到感召(gǎnzhào)跟上来(gēnshànglái)一起干。为公牺牲一点私利,这样的精神体现在空间上,我们并没有看到普遍的提高。
首先是无处不在的(de)围墙,学校、机构、小区、自建房,谁(shuí)都以围墙宣告领地。我曾经有个野心,丈量集美学村范围围墙占地面积,我相信在集美学村这样用地紧张、总是产生用地纠纷的地方,围墙总面积合算好几块宅基地。我多么希望学校、机构能率先退让(tuìràng)围墙,仅仅退让1到2尺,就(jiù)能使我们(wǒmen)多一排树荫;仅降围墙高度,就能使我们走在人行道上,多一点上半身的回旋空间(kōngjiān)。
这些大机构不(bù)贡献于公共,我们便不忍责难老百姓的自建房拼命占地。我们建模论证,以前在村里人们抬头就可以看得到南薰楼,看到南薰楼就兴起受教育以成为国家栋梁之才(dòngliángzhīcái)的愿望。现在房子盖高(gàigāo)了看不到(kànbúdào)南薰楼,只能(zhǐnéng)在大社路南段的夹缝中去看。我们做过(zuòguò)一个拆除大社路房子防盗窗(fángdàochuāng)的模拟,使南薰楼露出来更多。如果我们同意南薰楼是集美学校的精神象征,更多地使南薰楼被看到就十分重要,那么为此内收或拆除防盗铁窗,就是公共性。
但(dàn)是这内收或拆除防盗窗的公共性看起来轻巧,实践上未必容易。毕竟大社素来用地紧张(jǐnzhāng),凡是涉及房屋产权的行动都可能是硬骨头。但这正是(zhèngshì)集美街道应该努力的,与其把资源和精力用在到处刷墙讲陈嘉庚故事,不如多用(duōyòng)点心在真正回应陈嘉庚念兹在兹的公共性上。
《作为(zuòwéi)方法的空间:嘉庚故里模式语言》
上海(shànghǎi)文化出版社2025年3月版
(本文来自第一财经(cáijīng))
在(zài)《作为方法的空间:嘉庚故里模式语言》一书中(yīshūzhōng),学者刘昭吟与建筑师张云斌从厦门集美嘉庚故里的历史与现实(xiànshí)中,总结出了(le)30条模式词条,包纳了风土人情、人文历史,也提炼了陈嘉庚百年前一手创建新型社区时,所期待建设的公共(gōnggòng)生活图景。他们提出了一些美化空间、让生活方式变得更自然(zìrán)的建议,也分享了自己在集美大社生活的第一手见闻。
第一(dìyī)财经:住在集美大社的生活状态怎么样?会不会担忧那里网红化(wǎnghónghuà)?
刘昭吟:陈嘉庚在上世纪50年代就想象集美(jíměi)的(de)(de)产业是教育和旅游,所以他修建龙舟池、游泳池、植物园(zhíwùyuán)、集美公园、鳌园、校园花园等公共设施,供居民(jūmín)使用,也是希望集美成为好的文化风景区。改革开放以后,别的地方在把农地转成工业用地(gōngyèyòngdì)发展工业,集美的地早都拿来支持陈嘉庚建校了,没有地发展工业了,自然而然(zìránérrán)地往旅游发展。大社卖沙茶面的河北人告诉我,上世纪90年代他们在龙舟池摆摊卖旅游小商品,游客出门(chūmén)一定会消费,分分钟成“万元户”。所以大社发展旅游并不是最近的事,它发生得很早,随着时代改变业态。
人们(rénmen)来到集美,能看到多种多样的小店(diàn)面,而且很多店面还很有(yǒu)趣。这些年部分原因是沙坡尾(wěi)一直在涨房租,把一些主题商店挤过来(jǐguòlái)了。店面小,就算租金单价高,总价也低。对年轻人(niánqīngrén)来说,创业压力较小。进来大社的年轻人各凭本事开奇奇怪怪的甜品店、饮品店、咖啡店、小酒馆、面包店、旧物店、音像店、书店……有他们自己的设计感。
大社三五步(sānwǔbù)就一家(yījiā)咖啡店(kāfēidiàn),但本地人喝茶不喝咖啡,疫情时没有游客,这么密集的咖啡店卖咖啡给谁呢?开店(kāidiàn)的年轻人告诉我:“我们咖啡店互相(hùxiāng)喝呀!”这是很有趣的社区感,他们(tāmen)都是外来的,去对方的店里坐坐(zuòzuò),换个地儿喝咖啡。他们并非只卖饮品,也搞电影欣赏、摄影展(shèyǐngzhǎn)、读书会、旧物交换等各种各样的社群活动。互相捧场,互相引流,一起挺过了疫情。这说明在这里做小商业成本是扛得过去的。现在,大社火到走不进去,时时都能看到新店开张。当然,涨房租潮也开始了。
不管是(shì)主动的还是被动的,网红化已经是大社的现实,就(jiù)算要担心(dānxīn)也来不及了。时代商业潮流怎样,在大社就会怎样。只要大社保有多样性,我就不太担心网红化。因为一个机构的想象、一次性的投资,再怎么努力也不如多数的个体在不同时间上所(suǒ)创造的多样性。
第一财经:在大社几年下来(xiàlái)会觉得自己跟居民有共情关系吗?多大程度(dàchéngdù)上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当地人?
刘昭吟:集美大社本地人(rén)跟外地人的比例大概是1:1。这种局面(júmiàn)不是现在(zài)才有,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集美学校建成后(hòu)就是这样。20世纪30年代村民和学生差不多都在3000人,学生住在宿舍,少部分教工在大社租房(zūfáng)住。现在,村民和租房住的外来人大概都是5000人。
可以说,从(cóng)有集美学校的第一天,大社(dàshè)人跟外地人的交往就开始密切了。一方面是“校领村(cūn)”的共治格局,学村办事处设在大社,学校精英(jīngyīng)在大社搞识字班、民众教育、戒毒所、公共卫生,建公厕、抓盗贼;另一方面,3000外来人口是不小的市场,从百年前的《集美周刊》可以看到(dào),校园总有小贩(xiǎofàn)兜售茶叶蛋、绿豆汤、包子啥的,大社也有商业发展,业态甚至包括“黄赌毒”。所以,如果(rúguǒ)因为“遗产”这个(zhègè)议题而假设大社是古朴封闭的村落,这是误区。100多年来,大社一直就是人来人往、人聚人散的节点,别忘了20世纪50年代(niándài)到20世纪80年代它还是镇政府所在地。
现在大社(dàshè)的一个空间特征是,很多村民把房子的一层(yīcéng)租给外地人开店铺(diànpù),这些开店的外地人也会在大社内租房居住。他们的店铺,就成为大社的第一道对外媒介,反而比村民靠前。
外地人(wàidìrén)来自五湖四海,大社人自己做生意的店面则会往村社外围去,寻找比较大的店铺,我推测是因为(shìyīnwèi)村社内的房租收入以及亲戚朋友合伙,使他们具有较大规模的房租支付能力和(hé)创业实力。
我认为大社人(rén)和外地人(wàidìrén)已经交织在一起了,但大社人自己还是(háishì)有明确的身份认同(rèntóng),譬如血脉上通过祖厝确认属于哪一房,通过祠堂和正月十五割香确认属于哪一角头,通过集美社公业基金会出示证明的集美学校学区就学权利、中考加30分和福利照顾,以及,他们说着(zhe)同安方言。
可能是商业烟火气浓的缘故,我住在(zài)大社(dàshè),作为外来人并不感到(gǎndào)格格不入。我以研究者身份在大社走来走去问(wèn)来问去,受访者都很友善,我好像没遇到防备状态的,大部分都蛮乐意侃大山。同一件事情各有各的说法,有些存在(cúnzài)明显的吹牛忽悠,可能与大社经常被研究、村民对被研究并不陌生有关。住在大社,我与我的访谈对象(duìxiàng)抬头不见低头见,互相刷脸,即使经过多次交流,彼此很少问到姓名。
大社的(de)受访者中,我特别感谢(tèbiégǎnxiè)陈进步先生,他是“大社的民间历史学者”。他提醒我口述(kǒushù)史的误区:“如果同时期的、共同经历事件的人都死了,就你活着讲古,你的胡说八道、记忆错乱就成了口述史。因此口述一定要经过客观求证,才能成为史。”确实,我在阅读地方文献时也发现,有些(yǒuxiē)说法过于想当然,写下来成为文献,白纸黑字的,后人(hòurén)就以为(yǐwéi)是真实的,其实经不起推敲,不是(búshì)时间对不上,就是空间对不上。
陈先生是那种善于推敲的人,差不多我问他的问题,都是他怀疑过、求证过的,甚至当(dāng)他想到我可能会对什么事(shì)没(méi)想透,会来我家那条巷子喊我,或在路上碰到我时主动说个明白。
当我带着出版的新书去回访村人(rén),答谢他们对我的帮助,他们像哄小孩那样:“这(zhè)是你出的书?哇哦,你好棒!”一些人会说有时间再慢慢拜读,大部分人表示(biǎoshì)会“好好收起来(qǐlái)”,有点啼笑皆非,我倒是希望不要收起来,希望得到(dédào)批评指正。我想,这正反映他们不那么介意被书写,毕竟由于陈嘉庚的重要性,大社人挺习惯被研究的。
传统文化在现代冲击中延续(yánxù)
第一财经(cáijīng):大社人的生活保留了很多传统文化,也融入了现代商业社会的元素(yuánsù),你觉得大社未来会有怎么样的变化?
刘昭吟:大社的传统文化具有共同体再生产的作用,但或多或少受到(shòudào)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,这(zhè)是没办法的事。譬如,正月十五割香这个全社最重要的节庆,比春节更招人气,住在村外的都会回来。割香的前几日,大祖祠广场上(shàng),各角头年轻人(niánqīngrén)要练习旗队、舞龙、阵头、锣鼓,这就是传承。可是,由于少子化,或外迁较(jiào)远,人数不够,势必得欢迎一些(yīxiē)非大社的年轻人来参与。
龙舟赛也是类似情况,过去是各角头各有自己的龙舟队,都(dōu)是渔民,都很会划,体能都很好,互相拼杀。尤其是集(jí)美龙舟女队,超厉害。可是现在谁还从事(cóngshì)体力活(tǐlìhuó)?龙舟赛变成了专门的体育竞技项目,能划(nénghuà)龙舟的大社人数越来越不够,只好放开范围邀请集大体院学生帮忙划。
生活方式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时代趋势,势不可挡;往往,一刀切式政策的强力干预的影响更直接。譬如,大社被纳入禁燃区,整个春节无人(rén)机在头上飞来飞去警告放鞭炮会被罚款(fákuǎn),正月十五割香这么重要的活动(huódòng)不能放炮,实在让人遗憾,总觉得跟神明没有沟通完整。难道(nándào)就没有比较柔软的处理方式吗?
第一(dìyī)财经:你提到陈嘉庚当初想要那种公共性,随着几十年的变迁,他最初设计的学村自治体变成了学校、社区分别由不同的条块主管机构来(lái)管辖。你觉得(juéde)以后在嘉庚故里提倡陈嘉庚精神中的公共性,有什么可行的方式(fāngshì)?
刘昭吟:有一本陈嘉庚传记的书名是(shì)(shì)《第一公民:陈嘉庚传》,陈嘉庚自己在《南侨回忆录》里也写到,作为公民是自己先勇于投入公共事务,害怕失败才是可耻,大家受到感召(gǎnzhào)跟上来(gēnshànglái)一起干。为公牺牲一点私利,这样的精神体现在空间上,我们并没有看到普遍的提高。
首先是无处不在的(de)围墙,学校、机构、小区、自建房,谁(shuí)都以围墙宣告领地。我曾经有个野心,丈量集美学村范围围墙占地面积,我相信在集美学村这样用地紧张、总是产生用地纠纷的地方,围墙总面积合算好几块宅基地。我多么希望学校、机构能率先退让(tuìràng)围墙,仅仅退让1到2尺,就(jiù)能使我们(wǒmen)多一排树荫;仅降围墙高度,就能使我们走在人行道上,多一点上半身的回旋空间(kōngjiān)。
这些大机构不(bù)贡献于公共,我们便不忍责难老百姓的自建房拼命占地。我们建模论证,以前在村里人们抬头就可以看得到南薰楼,看到南薰楼就兴起受教育以成为国家栋梁之才(dòngliángzhīcái)的愿望。现在房子盖高(gàigāo)了看不到(kànbúdào)南薰楼,只能(zhǐnéng)在大社路南段的夹缝中去看。我们做过(zuòguò)一个拆除大社路房子防盗窗(fángdàochuāng)的模拟,使南薰楼露出来更多。如果我们同意南薰楼是集美学校的精神象征,更多地使南薰楼被看到就十分重要,那么为此内收或拆除防盗铁窗,就是公共性。
但(dàn)是这内收或拆除防盗窗的公共性看起来轻巧,实践上未必容易。毕竟大社素来用地紧张(jǐnzhāng),凡是涉及房屋产权的行动都可能是硬骨头。但这正是(zhèngshì)集美街道应该努力的,与其把资源和精力用在到处刷墙讲陈嘉庚故事,不如多用(duōyòng)点心在真正回应陈嘉庚念兹在兹的公共性上。
《作为(zuòwéi)方法的空间:嘉庚故里模式语言》
上海(shànghǎi)文化出版社2025年3月版
(本文来自第一财经(cáijīng))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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